今天，医生毕业啦！

亲爱的同学们：

上午好！

非常荣幸有机会为大家上最后一堂课，感谢你们在毕业之际给予我这么高的荣誉和肯定！

关于这堂课选择什么内容？联系我的同学提议再给大家来点“料”，我接受同学们的建议，决定报料！

首先，爆料的内容是在20年前，就像在5年前的各位，我作为新鲜人迈入了医学殿堂，和大家一样，有着对医学知识和从医艰辛的懵懂无知、也有着怀揣治病救人、悬壶济世的理想；也许不一样的是那时的我们手里没手机、包里没电脑。但一定相似的是，都经历了书山考海、都控诉过饭堂、也偶尔偷溜选修课、也在毕业离别的月台上与室友闺蜜拥抱流泪。白驹过隙，当今天与老同学一起回味时：似乎很难再找到辛苦的味道，更多的是对大学生活的不舍和惆怅；曾经的怂事、吵闹、冲动，现在都是值得追忆的美好片段；曾经或是亲密无间、或是怒目相对的同学，现在却是得知有难，远在千里也会相助的同窗情！也许与部分同学不一样的是，我在实习之初就遇见了人生中第一个死亡病例：50岁脑干出血男性患者，发病至死亡不足2小时，面对凶猛的疾病、脆弱的生命，我不禁问自己：想当医生吗？反复思考后的回答是：想！因此，在毕业前，我为成为一个合格医生完成了下列准备：建立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，认真进行实习阶段中病历书写、查体、病史汇报等临床基本技能训练，考取了硕士研究生。

在硕士阶段，我在经历课题、毕业论文煎熬的同时，更是花了两年半的时间接受了高强度和系统的临床锻炼，通过了医师资格考试、获得了申请、开展医学研究的初步能力，当然也遇见了我的伴侣。此时，我认为医师考试的通过昭示着合格医师的实现，因此我提高了目标，想去做一个好医生。

在这个目标驱动下，12年前我追随丈夫来到了广东医，脱离原有的神经内科专业，进入附院28楼的ICU病房，开启全新的重症医学医师生涯。但面对从未接触的理念、操作，我曾有过一段时间的负能量：不适应、沮丧、疲劳，你们也即将或多、或少去面临。但积极调整后，我用已建立的学习方法渡过了自学新学科知识的难关；用已有的临床思维和基本技能适应了重症医学更高的临床素质要求；而植根在更多危重疾病的土壤里，曾埋下的科研种子开始破土而出……一切都向着大家认为的好医生方向发展着。

但10年前，我病倒了，瞬间角色翻转，我成为了患者，很快就体会到了病情不明时的焦虑、忐忑不安，也感知了疾病给身心带来的疼痛、冲击；同时我又是幸运的，因为已有的医疗背景使我能快速适应医院诊治流程；因为身边是熟悉的同事，让我一直信任和依赖医务人员走出困境。但是，如果是普通病患呢？他的忐忑、恐惧是否更强烈？他身心的创伤是否更震撼？他完成各项流程是否更曲折？他对医务人员的信任怎能是高起点的呢？当我再次返回ICU作为医生时，这些问题在我脑海里不停翻滚。因此，我开始犹豫了，怀疑我是否算的上是个好医生？因为，在接收重症患者入科时，我少了一句“别害怕！”的安慰；当清醒病人进行有创操作时，我少了一声“给您打个针，会有一点疼”的事先告知； 当停呼吸机锻炼时，我少了一次“今天让我们要一起加油！”的鼓励；当做检查时，我少了一个可以减少患者搬抬不适的细致关怀….. 如果从病人的角度上，我是不算的！也就是从那时起，我常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去尝试角色互换，从而引导自身的医疗行为。

似乎，又可以向着好医生的方向前进了！但2011年，我的母亲因外伤导致重型颅脑损伤在老家抢救，那时在ICU病房外的我成为了重症患者的家属。对亲人的心痛，对病情发展的担忧，害怕失去母亲的恐慌，这一切瞬间涌入心头；由于是同行，在ICU医生介绍病情时，我很欣然接受无法抢救成功的可能，接受二次开颅手术的风险，接受需要外购药物的提议。但我还是有着这样的忧虑：在隔离病房中，医务人员能在妈妈冷时为她盖好被单，疼痛躁动时给予安抚，饥饿时及时喂食等希望。那么，当我回到ICU病房做医生时，我的患者家属呢？他们应该与我一样，甚至会因众多因素无法做到欣然接受死亡、病情恶化、接受因目前医疗制度无法解决的弊端导致的医疗行为。那么，我们能理解他们的心情吗？能够剖析出他们提出质疑后的情感诉求吗？能够把握病情不同阶段家属的心理变化吗？能够通过有效沟通达和安抚实现真正引导他们配合医疗吗？如果不能，那我们应重新审视的问题：已经不是能否成为好医生，而是能否做到一名合格的医生？因为合格的医生应有以下素质：过硬的专业水平、更新知识的能力、有人情味的人文关怀、良好的沟通技巧，团队合作的精神。

面对这样高的要求，我似乎又回到了大学毕业前那个扪心自问的场景了：还想当医生吗？还想！那能当一名合格的医生吗？我努力做到！希望数年后，当你我偶遇时，都能说：我是个合格的医生！

最后，谢谢同学们给我的最后一堂课，谢谢大家！